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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恥觀與社會行政道德創建

      2012-11-02 14:20 來源:社會行政論文 人參與在線咨詢

      作者:白萍 別道學 單位:湖北武漢華中科技大學政教系 武漢行政學院

      處在轉型期、變革期的中國社會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出現價值多元的現象。當新道德體系尚未建立、健全之時,社會行政道德的失范無疑已成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大阻礙,它直接影響著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并制約著社會新風尚的形成。因此,在構建當前行政道德建設的制度路徑的前提下,以民族文化為根基,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要求為價值導向,反思傳統的“廉恥”觀,重構新時期公民的榮辱意識,是我們應對全球化挑戰、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一、傳統“廉恥”觀考辨

      在中國古代倫理思想史中,所謂“廉”,指公正、廉潔、立身清白,它是為政之本、為官之寶,是一種吏德,也是一種修為;所謂“恥”,指恥辱、知恥心與羞恥心,作為一種榮辱觀,它是一種道德意識,也是一種價值評價。荀子較早將知恥與廉潔并提,提出了“廉恥”這一道德規范。此后,廉恥與義利、理欲等價值觀念相并列,共同成為中國古人判斷善惡、美丑、是非的價值準則,也成為中國古代“立人之大節”。“廉恥”作為一種吏德,包括三方面內容:公私之辨、貪廉之辨與榮辱之辨。

      1.公私之辨公私之辨,即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關系問題。中國古代各派思想家雖然價值理論不一致,但在公私問題上幾乎都主張“崇公非私”。盡管對“公”的理解各有詮釋,但在國家、民族、社會的整體利益與個人、家庭的利益之間發生矛盾時,都強調要為公克私。這種公私觀的形成與中國古代宗法制的社會結構及道德治化的文化傳統直接相關。以吏德言,“公私之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公忠體國,先公后私。公私觀念開始時是作為“忠”的一層含義被運用的,它主要指個體利益與諸侯國國君“公室”利益之間的關系問題。凡沒有私心、私利,以“公”的利益為重的臣僚都被贊以“忠”的美譽:“無私,忠也。”(《左傳•成公九年》)所以,“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周禮•周官》)針對當時社會“親親而愛私”的現象,儒家學者從社會治化的角度,提出了“先公后私”,“以公為重”的價值觀念,認為“明通而公”、“無有私事”是理想政治的必要條件。《禮記•禮運》篇進而將公、私看作“大同”與“小康”兩個社會發展階段的根本標志,“天下為公”因此成了傳統中國人世代追尋的社會理想。及至宋明時期,隨著傳統的德治教化體系漸漸走向成熟,公私之辨更是與義利、理欲之辨相溶合,成為宋明理學家為人治世之基本準則。所謂“人只有一個公私,天下只有一個邪正。”(《朱子語類》卷十三)其二,秉公執法,清正嚴明。當個體利益與國家、社會之整體利益發生矛盾時,人們應舍己為公,對此,古人基本達成了共識。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當為官從政者在處理日常事務時,能否真正作到崇公非私,則取決于他能否秉公執法。法律的公正與否取決于執法的公正與否,而執法的公正與否則取決于執法者的道德素質如何。由此,執法者的清正嚴明也成了中國古代吏德建設的又一重要內容。

      “立法廢私”,以法為度之思想源于法家。法家的“立法廢私”與儒家所倡導的以天下、國家、人民之整體利益為公并不完全一致。漢以后,儒家吸取了法家的法治思想,主張以德治為主的德刑并用。于是,王道之綱常倫理成為了傳統中國法治的核心精神,秉公執法也因之成了儒家為政以德的基本原則之一。秉公執法的標準在于“法”,而法執行的核心則在于“公”,這里的“公”指公平和正直。公平指對人和事的一種態度,它要求人們效法自然,無所偏私,按一定原則辦事。正直就是心胸坦蕩,堅持原則,處處出于公心和坦誠。“是謂是,非謂非曰直。”(《荀子•修身》)人如果能像天地那般自然無私,不以物害己,亦不以己害物,便能成其公平。而一旦人有了私心,有了喜怒好惡、親疏遠近,必然導致賞罰不分、徇私枉法,很難公平處理事務。所以,秉公執法要求為官者必須以法為繩,剛正不阿,不徇私情。故公平、正直是中國古代為官從政者之大義,“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王陽明全集•山東鄉試錄》)

      2.廉貪之辨中國古人認為,所謂廉,即不茍得,不妄取,不受不義之財。廉的反面是貪,即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不義之財,索賄受賄,為了充塞私囊而不惜踐踏道德與法律。故廉是為政之本,為官之寶。廉者為何不可妄取?孟子說:“取傷廉。”(《孟子•離婁下》)“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公孫丑下》)他人如果沒有正當理由卻饋贈錢財給你,那必然是在用錢財收買你,君子怎么能被人用錢收買呢?所以廉潔之人應見利思義,將道德的價值看作高于財物的價值。況且廉不僅是個體價值的表現,廉與不廉還會影響到國家、社會之“公”的價值,因為收受不義之財必然導致執法有私,影響為官者處事的公正,久之,“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漢書•宣帝紀》)。《周禮•天官》認為,判斷考察官吏的政績,應以六件事為標準,即:廉善,清廉而政績優異;廉能,清廉而能干;廉敬,清廉而忠于職守;廉正,清廉而正直;廉法,清廉而秉公執法;廉辨,清廉而明辨是非。6條標準全被冠以廉字,表明廉是為官之本。漢武帝實行“興廉舉孝”的政策,使社會風氣大為改觀。東漢的“舉孝廉”則成了中國古代選拔人才的一種官制。雖然這一選拔機制也容易帶來循私舞弊和道德的偽飾,后世漸被廢止,但以廉潔與否作為考核、察舉官員的基本標準這一點在中國古代則始終未曾改變。明代名儒龔瑄說:“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薛文清公從政名言》卷二)同是見利思義,不欲、不想、不敢這三種不同心理導致了從政者廉潔的三種不同境界。而自覺將道德要求內化為內在境界的廉潔,才是較高層次的廉潔。

      3.榮辱之辨榮辱之辨是與“恥”范疇直接相聯的。中國古人認為,惡皆生于無恥,人只有知恥,才能自覺地為善去惡、趨榮避辱。因此,羞恥心是人珍惜、維護自身尊嚴而產生的情感意識,是一道極為重要的道德堤防,故知恥歷來被稱為“立人之大節”、“治世之大端”。知恥則為人,無恥則入于禽獸。毋庸置疑,凡人都具有榮譽感和自尊心。可是,何謂榮辱?見解殊多。荀子將榮、辱分為義榮、義辱,勢榮、勢辱。所謂義榮,指因重道義、修德行而得到的榮譽,義辱則指因道德敗壞、人格卑下而招來的侮辱;勢榮是由權勢、地位帶來的榮耀,勢辱則是由外部勢力強加于人的侮辱。義榮、義辱發乎內在;勢榮、勢辱則來自外加。前者源于義,后者源于勢,兩者本質不同。故在傳統儒家看來,義榮、義辱才是真正的、應該給予重視的榮辱。而對于外在的毀譽,則不必太過在意。因為,毀譽在人,立身在己。毀譽固然可以不掛于心,但榮辱卻不可不明辨。因為人一旦沒有了榮辱之心,就會沒有了羞恥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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