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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數學學習者現象回顧反思與前瞻

      2013-05-20 10:39 來源:教育教學論文 人參與在線咨詢

      亞洲四小龍崛起之時已有學者提出,華人學習現象或會和“儒家管理方法”有關。另一方面,在1987年《時代雜志》封面故事“新聰穎一族”中亦提出了儒家文化,文中把儒家及佛教傳統劃分開來,指出“受到儒家文化強烈影響的亞洲國家———如日本、朝鮮、中國、越南———的移民表現較好。相比之下,……信仰佛教較溫和文化的老撾人和柬埔寨人就稍遜色些了”。雖然當時佛教部分較多關心屬于元始乘佛教的東南亞國家,但后來已擴展到整個東南亞地區。Stevenson和Hiebert等人亦提到亞洲人(當時比較集中看日本人)受儒家文化影響,并將努力(effort)———能力(a?bility)作為東西方的一個反差。

      東方人著重努力、西方人重視能力是簡化了的結論。受此影響,首筆者早期的一些論文也用過“華人究竟是較聰明些還是只不過是較勤力些”這一類標題。無論如何,“儒家文化”開始進入話題,也就出現了“儒家文化圈(CHC,Con?fucianHeritageCulture)學習者”這個名詞。“儒家”這個觀念也就悄悄地走上了前臺。籠統言之,它包含兩岸四地、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但確實指哪些地區仍有待商榷。例如,在首屆東亞數學教育會議上,一位新加坡與會者不同意新加坡屬于“儒家地區”,因它是一個多種族國家。Hatano&Inagaki也認為中國和日本的數學課堂大有差異。同時,我們也不能確定香港,這個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區域應否視作一個“儒家地區”。而當傳統文化在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及后文革時期被摧毀時,我們也很難解釋中國內地的情況了。難怪如有學者指出“我們找中國人找錯了地方”。

      中國文化與考試文化

      對于任何社會現象,學者們尋找其文化根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惜“儒家文化圈學習者現象”一旦被冠以“儒家”之名,一些人又誤解儒家思想是中國的主流文化,于是出現一些錯摸。首先,我們要知道中國(就算以中國內地而言)有23個省、56個民族。不同的地域(如新疆、西藏、內蒙古、甘肅等地)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程度有異。就算我們局限于“中原文化”,從地理上也不容易確認那兒是“中原”,究竟是今天的華中(兩湖)?古代的太原(山西)?黃河文化還是更早的長江文化呢?

      在儒家思想之外,中國文化也受到墨家、道家、佛教和其他傳統的影響,儒家思想亦隨著時代而更新,①并與其他學派的思想相結合,如陰陽五行、法家、道家、佛家等。我們曾花了不少篇幅試圖澄清這些觀點。其實,儒、釋、道、法、墨等對教育均有其啟示,如道家的“無”、禪宗的“悟”等(于科學領域,法、墨尤然),不過其核心思想在有些部份是南轅北轍。故此,有人指出,許多對教育(甚至經濟)的解釋有“過份儒家化”之嫌。廣而言之,是否真的存在著“文化X→行為Y”的因果關系呢?而“思想X→文化Y→社會行為Z”的關系更遙遠。

      一些學者將華人學習者的現象歸因于儒家思想,認為儒家思想相信“熟能生巧”、“勤能補拙”,注重現世功業和以學業成績報父母恩、光耀門楣等。在歷史上,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變成了統治階級的管治工具(所謂“陽儒陰法”、“內用黃老、外示儒術”)。與其說儒家思想導致華人的優異學術成績,為統治目的而設的“科舉考試文化”對社會成就取向的影響遠比儒家文化深遠得多。明代之“八股文化”也就是考試文化的產物。考試(科舉)本來有其正面的社會作用,就是理論上,要進入上層社會(當官),不完全只能透過世襲,普羅大眾也可透過相對公平的考試,為這個家族“翻身”,給與一般人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但與此同時,它也為學習加進了“利害關系”(“今之學者為人”),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古代,只有希望當官的少數才需要接受考試的洗禮,一般的農民、商人,大可“逍遙試外”。今天的情況就不同了,所有人均須通過考試才能進入社會,進一步加重了考試的壓力。中國數學中由官學出身的人其實不算太多,反而在光輝時代,如宋元四杰等不少均于“非主流教育系統”(如道觀、隱士)中得到傳承。宋代書院(其傳統下接到清末民初)的出現就是要形成建制以外的清流。再者,常為人津津樂道的“熟能生巧”、“勤能補拙”、“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等并非出自儒家論著,而“書中自有黃金屋”正是出自皇帝手筆(宋真宗《勸學詩》)。我們不敢馬上就說他正是要誘使“天下英才盡入吾彀中”,但不可諱言,這些文化取態與帝皇統治之術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當前,我們又是否在假借孔夫子之名,把考試的“緊箍咒”愈拉愈緊?

      尋找有效的教學:由“入法”到“出法”

      有些學者提議,我們應暫把上面的議題放下,把注意力轉向尋找華人地區中不論其文化來源(不管它是儒家、道家、東方抑或西方)、不同地區對有效教學的啟示。這里僅指文化上的“應然”,而不是在普遍地實施的“實然”。這大抵存在兩個方向。一是探討古代中國人如何學習和如何學習數學,試圖尋找一些有效的教學方法,另一是看中國內地為主現行一些好的做法。對中國古代算經的分析中外皆如星羅棋布,但我們所知道古代中國人實際如何做數學、學數學、教數學甚至考數學的方式不多,主要論述集中于蕭文強的幾篇文章,當中亦帶出了一些啟示。但一旦嘗試尋找“中國式教學法”時,又牽涉到上面的問題,中國那么大,是哪部分的中國、哪個時代的中國?學習(數學)方式是否是一種人類頗為普通的東西?嘗試尋找“中國式學習法”亦或“中國式教學法”是否是某程度的民粹主義?

      隨著清末西洋學堂的引入,我們可進一步問,如果說今日華人(數學)學習成就上凌駕于西方,是受惠于傳統的中國教學模式還是西方的教育思想?再推前一點,現時普遍在課程和課堂上存在的數學是西方的數學,還是“世界的教學”?這其中又有多少的中國的成份?抑或明清以來關于“源”和“流”的爭論,即是說西方數學及歷法,其源是中國,由中國傳到西方(包括阿拉伯)轉個彎再傳回中國。是耶非耶?這些又是另一組甚多歷史學家探討的有趣課題。又或者,猶如中提出的設想:今天華人數學的成就可歸因于用中國傳統的某些學習方式(如考試導向),至于學習,哪管是中國式還是西方的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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